“一帶一路"下,主動開放的國家戰略勢不可擋,不少企業也正尋求加快“走出去",參與到“一帶一路"的發展中。不過,面對陌生的市場環境,中國企業該如何管控將要面臨的風險?
AIG副總裁、亞太區跨國與創新風險業務總監麥東尼(Tony McHarg)表示,中國企業在參與“一帶一路"發展的過程中會面臨四大主要跨國風險。對此,中國企業應該防患于未然,通過研究和預測跨境運營的不同風險,定制保險方案,以充分做好風險轉移和防范的準備。
風險與機遇并存
根據來自商務部的數據,今年1-5月,我國企業共對“一帶一路"沿線的48個國家/地區進行了直接投資,投資額合計48.6億美元,同比增長3.7%,主要投資國家包括新加坡、印尼、老撾、俄羅斯等。截今年5月底,我國對“一帶一路"64個國家/地區累計實現各類投資1612億美元,約占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20%。
同時,截今年5月底,我國對“一帶一路"64個國家/地區承包工程累計新簽合同額6179億美元,完成營業額4244億美元,分別占到同期業務總規模的43.2%和43%。
“‘一帶一路’對外直接投資(ODFI)的主要資金來自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新發展銀行、絲路基金、國有企業和私有企業,加之中國政府的強大政策支持,實力雄厚。不少中國企業對此難得機運積極參與、躍躍欲試,但往往低估了進入境外市場將面對的巨大風險與挑戰。"麥東尼稱。
他認為,“一帶一路"貫穿幾十個國家,每個市場成熟度不同,國家間更有來自文化、經濟、法律、政治和監管體系上的差異,甚一些國家還存在政治不穩定或是政府管治低效的情況。加上技術革新、化和大宗跨境投資等趨勢影響,各個國家的投資環境更加錯綜復雜。對于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中國企業而言,在努力尋求發展機遇的同時,積極應對并管理各類風險,才是收獲可觀回報的重要保障。
四大主要風險
法律法規風險、信用風險、政治風險、互聯風險在麥東尼看來是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中國企業將要面臨的四個zui主要的風險。
先,企業在某一個地區進行業務交易就必須遵守該轄區所適用的法律和法規,其中包括保險和稅收的相關規定。各國的法律法規不盡相同,不合規的操作往往會遭受嚴厲的處罰。在應對相關監管風險的同時,企業還需要考慮到風險敞口程度、保險范圍、資金和稅收、索賠和保險憑證需求等問題。“我們建議企業可以選擇購買本地保單、保單,或者是統籌保險方案(即通過一家性保險公司為自己提供統一的保險保障服務,該保險公司可以通過其關聯公司或合作伙伴,來提供統一的保險保障服務)等不同方式,覆蓋以上所提及的主要風險。"麥東尼說。
在中國國內,企業對信用風險的認知和防范都很充分,往往選擇通過的信用和支付系統確保交易安全。可是一旦到了國外,中國企業將面對使用不同信用和支付方式的客戶,因此增加了交易風險。麥東尼認為,針對這種情況,企業*可以通過評估并購買針對交易方違約風險的保險加以防范。
政治風險往往牽涉貿易限制、國家內亂、政治僵局、基礎設施瓶頸和貪污腐敗,不僅能輕而易舉占據當地報紙頭條,也能讓一些大型投資項目陷于困境。“政治風險看起來似乎讓人摸不透又難以管理,但是我們依舊可以通過研究明確相關風險的基礎上,通過精心規劃的保險方案進行風險防范。"麥東尼稱。
另外,互聯風險是隨著企業境外擴張和跨境合同及外包業務日益頻繁應運而生的。尤其當企業進入新興市場之初,對供應商和經銷商均不甚了解的情況下,供應鏈管理就是其中一個重要的風險領域。而大多數供應鏈斷裂風險都源于供應商,包括延期或未完成交付、質量管理問題和運營資本限制等。麥東尼表示,“一帶一路"的本質即是與各國之間發展相互,但風險也隨之提高。因此互聯風險也應得到中國企業的重視,并納入出境運營的必要風險控制之中。
除了上述四大主要風險,可能還存在一些特別的風險,在傳統保險或金融市場難以得到有效解決。麥東尼建議,一旦確認存在這類特殊風險,企業可以通過多種方式予以降低,例如采用代出單業務的方式實現風險的自留或轉移、設立自保公司、全額風險融資、租用自保公司、設立保險補償計劃等。通過以上所列的創新型風險管理方式,中國企業不僅可以從過去的出險記錄中汲取經驗,同時更可以增強對于自身保險規劃的管控。從亞太區來看,不同國家的政策法規變化還將刺激自保公司的發展,特別針對跨產業發展的國有企業而言。
編輯:孫汝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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